“技术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也只能作为自主可控的技术学习的参照与必要条件，而不是替代自主研发。自主研发始终是“主”，“技术引进”永远是“次”，主次不可颠倒。

“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先是由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紧接着在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予以强调，并作为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的第二项，明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被摆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性战略位置。这不仅意味着国家领导层次上已经统一了思想认识，也表明在国家重大部署上，被作为主要着力点与必须实现的目标。

这是一个有关国家产业战略的重大转变。这是一个被打出来的重大转变。

此前，我国主流经济学者和政策界，也讲产业链供应链，但基本上是强调与渲染如何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或产业链的全球化，并追求布局于本土的“全产业链”。以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配套部分或不可缺少的部分为目标，并以此为傲。

但，无论是融入全球产业链，还是产业链的全球化，抑或产业链在本土的“完整性”，均没有区别是由我国竞争性企业主导还是由外资企业主导，甚或有意无意地根本不加区分。即便本土“全产业链”或融入全球产业链是由中国市场上的外资企业所主导的，在促使经济增长与贸易往来的暂时“繁荣”之下，也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成就，是吸引力与高度开放的显示。

于是，“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成为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引以为荣又千方百计予以维护的目标。所谓互通有无的“世界性市场法则”及其支配性，“世界是平的”单厢情愿式的乐观，也就成为了我国主流经济学者不遗余力地加以阐述辩护的信条，并主导着经济政策思维和具体政策选择。这就是上述“有意无意”的原因所在。

这种只知一面不知另一面、既是被蓄意诱导也是自我强化的“乐观情绪”与“信条”，直至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发起对华空前贸易战高技术产业战，特别是针对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的“芯片断供”，才被从天而降的冷水浇醒。

每当了解和研读中国工业技术史尤其1980年代以来的产业技术政策时，紧迫感不仅油然而生，并且，这种紧迫感是急促的，甚至急促到令人透不过气来。

当绝大部分国内经济学者与政策界沉浸于“世界工厂”或“全球制造中心”的“桂冠”与繁荣景象时，也有极个别清醒学者给出了冷静而直白的提醒：

“当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的繁荣景象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这座世界工厂不是建立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的基础上的；我们尚没有攻占当今世界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世界工厂不是崛起的结果，而是崛起的希望；我们不能支配世界市场，反而为世界市场所支配；我们不是军事霸权；我们的出口业在财富分配上受制于人，不仅没有超额利润，连正常利润也受到挤压。国际资本通过对（上游的）技术和（下游的）市场的控制，牢牢地控制中国的出口业。我们世界工厂的规模越大，我们受到的控制越多。”^【1】

这位学者更是提醒方方面面，“世界工厂”或“制造业中心”的桂冠，在我国这之前，早已被英国与后来的美国拥有过。然而，不同于当今中国的是，无论英国还是美国，“世界工厂”是他们崛起为全球强权的结果，而不是崛起的起跑线或原因。曾经的这两个“世界工厂”，无不是建立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群的基础上，不仅掌握着世界产业链的制高点，也拥有并主导着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群。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里，或者通过武力开道的殖民方式，或者直接借助军事强权，为各自的产业与生产能力“创造”并控制着世界市场，而不是让世界市场来决定或支配自身的产业结构，不仅牢牢把握着自身经济的主动权，也牢牢掌控着世界经济的主动权。他们也均在各自时代里成为世界军事霸权。正因如此，这两座“世界工厂”从全球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垄断性超额利润。^【2】

我国呢？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家领导层面上，1984年勒令停产红旗牌轿车继而是上海牌轿车这两个仅有的国产轿车品牌；1985年勒令已自主研发了15年并已试飞170个小时的运-10大飞机下马；一度以大规模购买外国核电技术作为统一国内核电技术发展的路线；国防工业一度几近被放弃；2004年国家有关部门废弃了1950年代末就开始自主研发的“韶山”系列电力机车和其他自主高速机车产品，却大规模引进外资列车技术，等等。

凡此种种在典型产品与产业领域的标志性决策事件，不仅导致了相关产业自主技术研发的中止、延后甚至最终废止（比如，长达20多年轿车合资路线并没有使合资企业及中方母公司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整车，大飞机的技术差距相比运-10时代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无论核电还是高速机车只有在重新启用“前30”年就已建立起的自主研发力量后才最终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我国半导体技术的落后不是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而是决定性地发生在‘改革开放’阶段”。），也致使中国走上了大规模引进外资并依赖外资高端技术的政策之路，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受到严重挤压与削弱，产业链被外资主导，即使本土高端市场也被外资垄断，“卡脖子”与被盘剥也就成为难免的现实。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曾经长达二十多年的政策措施及政策思维惯性，动摇了新中国开国一代奠定的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工业精神。正如一位有这方面实际工作经历并长期坚持专注中国工业技术调研的学者所尖锐挑明的：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形成了依靠引进来实现工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它可以由一个‘三段式’的逻辑来概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自主开发。但此后中国工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如果放弃自主开发，就没有任何工业和企业能够从‘引进外国技术+国产化’的阶段走到‘自主开发’的阶段……在实行‘三段式’技术政策后的20年里，中国工业从总体上逐渐陷入技术依赖的状态，伴随着许多工业的‘去技术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敢于自主进行技术突破的勇气。以引进替代自主开发的结果必然是技术能力发展不足，这又令人看不到自己能力成长的前景而产生了只能跟随的宿命错觉。于是，‘三段式’技术政策在1990年代就演变为‘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积极‘引进’外资，到199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各级政府要求中国企业与外商合资的热潮。直到2003-2005年，还发生过一场外资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风潮。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中国事实上大规模‘补贴’外资，典型地体现在全球罕见的‘内外有别’的税收政策上。所有这些做法都出于一个信念：外资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三段式’政策失败的原因不是出在是否需要引进外国技术，而是出在放弃自主开发上……把‘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规定为唯一的技术来源，割裂了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之间的联系，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替代物，而不是补充物，因而排除了自主开发对掌握进口技术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3】

这个曾经一度的“各级领导迷信‘外国先进技术’的时代”，是“一个形成‘外国技术一定先进，中国技术一定落后’社会心理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时代。”^【4】

长期大规模依赖外国技术与资本，使其垄断中国市场，不仅严重削弱与打击了“前30年”极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自主开发平台、研发队伍及其承载的中国工业技术知识、经验与能力基础，抑制了中国自主技术进步；也使“前30年”举国力量建设起来的工业体系、生产制造企业及其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成了外国技术与外资借以进入并占领垄断中国市场的廉价“垫脚石”；最终，导致整个产业链延伸与构成的主导权被握在外资手中。

如此一度走歪了的政策及其指导的实践，消极影响至今仍在。为什么要从党政重大部署上一再强调“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不就是因为迄今我国有关“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还比较弱，从而是一个急待加强的短板，以至是当前和今后必须下大力气的方向和重点吗？！

就说眼下对新冠疫情防护至关重要的疫苗吧，我国的研制启动迅速，进展快，属全球前列，却据有心人观察，“造得了疫苗，造不了疫苗玻璃瓶”，在一个盛装疫苗的小小玻璃瓶上被“卡脖子”：“国际标准要求盛装疫苗的玻璃容器，必须为‘一类中硼硅玻璃瓶’，这种玻璃瓶的国产率还不足10%。中国前期获批进入临床阶段的七个新冠疫苗项目，全部用了德国肖特的中硼硅药用玻璃，没有一家采用国产药玻。”我国生产不了这种玻璃瓶。不仅如此，“由于产业起点低，中国医药包装材料行业的发展进程，显著落后于我国医药行业整体发展水平。”这不同样反应了工业技术问题吗？^【5】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如果没有前30年的工业基础，也就不会有外资的大量流入。”更必须清醒的是，“外资从来没有发动过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外资只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发展后，才会进入以分享市场”。^【6】

我们必须警醒的是，在这个仍然是国家激烈竞争的时代，决定竞争力的关键始终是高科技。高端核心技术的掌握者，不仅能够通过世界分工主导并控制整个世界的产业链，还主导着世界财富的分配。^【7】富国与穷国，强国与弱国，就是这样决定的。

甭管是如何被打痛打醒的吧，好在，至少已经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及其严重性，形成了国家的重大决策。接下来，就是如何集中各方面力量与智慧，强力推进落实，争取早日实现决策目标。尽管这需要时间，尽管这会涉及方方面面，更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无论如何，这一目标的实现进程中，最起码的两点是必须受到高度重视并得以切实把握的：

一是，必须尽可能集中各个层面的政策力量与资源，并真正从理论逻辑与政策思维上予以清晰的是，要切切实实地鞭策、鼓励、支持、保护中国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的自主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回归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旋律的中国工业精神上来。

二是，必须对“外资”、“技术引进”以及更广泛的“对外开放”有一个符合理论逻辑以及集合了经验教训的历史逻辑的正确认识，并予以恰当定位。“对外开放”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外资”只能是中国发展的补充，也只能是在秉持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至上前提下的“利用”，决不可“依赖”。“技术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只能作为自主可控的技术学习的参照与必要条件，而不是替代自主研发。自主研发始终是“主”，“技术引进”永远是“次”，主次不可颠倒。

【1】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第33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2】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第334-33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3】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第446-44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出版。【4】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第4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出版。【5】《造得了疫苗，造不了疫苗玻璃瓶，我们又被“卡脖子”了？》，参见2021年2月1日的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xinghaiqingbaoju/2021_02_01_579874_s.shtml。【6】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第42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出版。【7】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第336-3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供稿：林光彬 审核：林光彬 编辑：王萌)